谁最容易得抑郁症 (第1/2页)

患病之前，我的抑郁症知识多来自媒体报道。三毛、张国荣、张纯如、崔永元……这一长串名单，让我想当然地认为，抑郁症是一个比较“高级”的病。精英，至少是文化人才容易得这个病。
　　
　　这个误解，在我第一次去到安定医院看病时，就消除了。
　　
　　在安定医院人头攒动的候诊大厅，我看到了一张张有着中国各地特征的愁苦不堪的脸。他们显然是舟车劳顿，辗转来到这里；东张西望，局促不安，一脸的惶惑和惊惧。他们经常长时间枯坐，如泥雕木塑。看着他们，我脑海里掠过王小波的一句话——沉默的大多数。
　　
　　是的，在中国，即使在抑郁症人群中，也有沉默的大多数——中国抑郁症的最大人群，是穷人，在农村。
　　
　　穷人是抑郁症最大群体
　　
　　任何阶层成员都可能得抑郁症，贫困阶层受苦更甚。只因这个阶层活在聚光灯之外，他们的痛苦不为人所知。
　　
　　研究已经证明，贫困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。贫困使人抑郁，抑郁愈使人贫困，二者交互作用，导致精神障碍与孤立。贫困和抑郁，是一对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。
　　
　　抑郁症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的童年时期。当我们的祖先从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演进时，一部分不适应这种变化、不能掌握农耕技术的猎人，成为抑郁症最早的受难者。
　　
　　由此我大胆猜测：在社会大变迁面前，不能与时俱进，被时代抛弃的人，因其焦虑、惶恐、绝望，可能成为抑郁症的俘虏——这或许可以解释，为什么近十几年来，中国国企下岗人员和农村留守人员，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。
　　
　　另一个旁证是：接受社会救济的人群中，抑郁症比例是总人口患病率的3倍。
　　
　　中国高校的贫困生一直是敏感话题。贫困生进入城市，如果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，其心理疾病的发病概率极高。目前中国高校中，贫困生约占总在校生的15%—20%，其中有心理问题的占65%。
　　
　　在美国，很多穷人亦受抑郁症之苦。一项调查表明，美国85%—95%的严重心理疾病患者是失业者。
　　
　　贫困群体的抑郁症识别率低，这对他们的治疗来说雪上加霜。一般来说，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相对优裕快乐，他们得了抑郁症，异乎寻常的痛苦相对容易被察觉；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，日子本来就困顿艰难，抑郁症状会被掩盖。他自己也搞不清，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郁症，还是来自生活本身。很多穷人得了抑郁症，始终都不自知，也不为人所知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反贫困和抗抑郁相辅相成。对抗抑郁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，提升改变命运的能力。
　　
　　遗传基因导致抑郁
　　
　　在知识阶层中，抑郁症患者也有职业之别。
　　
　　演员、公务员、媒体人、警察、教师比较容易得抑郁症——这是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姜涛24年行医生涯的观察总结。
　　
　　他对我具体阐述：“这几个行业收入差距大。公务员有守法的和不守法的；记者有敲诈的和不敲诈的；警察有好警察和坏警察……收入差距非常大，他们就容易不平衡、焦虑、压力大。”
　　
　　姜涛所说完全是个人经验描述，未能验证。不过他揭示了一个现象：内心的激烈冲突和抑郁症相关。
　　
　　接下来可以讨论：就个体而言，哪些因素容易导致抑郁症？
　　
　　首先是生物学因素。抑郁症一般被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，内源性抑郁症往往由躯体内部因素引起，带有明显的生物学特点。这个“内部因素”其实就是基因，往往通过遗传获得，它是造成大脑中三种神经递质（血清素、去甲肾上腺素、多巴胺）失衡的根源。
　　
　　在现实生活中，经常可以观察到，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直系或旁系亲属中，还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。这说明这个家族遗传倾向明显。上海精神科医生颜文伟认为，在全世界人口中，大约有5%—10%的人有这种遗传基因，容易得抑郁症。
　　
　　姜涛也认为，遗传因素对于抑郁症致病有重要作用。他给了我一个数据：抑郁症的遗传度达到80%。所谓“遗传度”，是指如果你携带致病基因，那么发病的可能性达到80%。
　　
　　不过，到目前为止，人类对于遗传因素和抑郁症的内在关联，还不能给出科学的解释。即使再先进的仪器，也无法观测到大脑内部化学变化的过程。
　　
　　对生物学因素之说，心理学界反对声音甚多。他们认为抑郁症主要是心理疾病。曾有一位心理医生接受我采访时，义愤填膺地表示：西医强调生物学因素，是“想把患者都拉到医院去”，这是对抑郁症患者的伤害，会让他认为自己的“种”不好，失去对治愈的信心。
　　
　　人性的“内在惩罚者”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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